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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中国乡村复兴的背景、意义与方法——来自行动者的思考和实践
2018-03-14 20:17:18 本文共阅读:[ ]




 

作者简介:李昌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云山杰出学者,中国乡建院院长。

本文转引自《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有删减,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



 

目次

一、乡村复兴的背景和希望

二、乡村复兴的沉重和意义

三、乡村复兴的路径和方法

四、中共十九大以后的乡村复兴格局



 一、 乡村复兴的背景和希望

我基于认真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后作出了重返农村的选择。因其判断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应该复兴乡村的时期了。乡村会进入一个“复兴时期”,理由是什么呢?

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发生了拐点----“中国拐点”。当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后就出现严重过剩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工资收益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只生产了几亿农民工,却无法产生几亿市民,我们的工业化没有能力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据此,我认为中国农村在乡镇以下长期生活6亿人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第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世界进入21世纪的时候,已经是以生态文明价值观为主流的世界了。未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会随着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技术进步、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农村的价值会在生态文明价值观主流化背景下体现出来。

第三个判断是,随着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逐步均等化,会导致“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其所说的逆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还包括产业。

第四个判断是,农业和农村投资的比较效益已经到了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时代。所以,我认为未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比较效益会迎来一个上升的阶段,农村财产的价值也会迎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否则,我国经济会因为内需不足而难以持续,甚至可能滋生系统性风险!

基于上述四个判断,我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乡村会步入一个复兴的时代。

二、 乡村复兴的沉重和意义

在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乡村复兴存在诸多理论、政策、体制、机制上的瓶颈,严重制约了乡村建设健康发展及乡村复兴的进程。

一是工业化、城市化优先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体制化,农村的各种要素都源源不断地通过体制力量虹吸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甚至乡村建设本身也是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服务的。

二是以农村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农村现代化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推进之后,“城市先进而农村落后的观念”深入到了人们的血液。

三是由于政府财力雄厚,而且财政资源配置方式是以(部门)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客观上造成了乡村建设中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变成了各地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大比拼。同时,由于乡村建设是系统工程,而政府部门相对各自为政,导致乡村建设中的财政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由来已久。

四是乡村建设中一些以防止腐败而走程序的制度化腐败和浪费已经司空见惯。任何一笔用于乡村建设的政府部门支出(如农民建房的政府补贴或政策性贷款)都要走公开招标程序;而一旦进入招标程序,接下来有时就是“高级黑”了,没有人会对此承担责任,因为这样的腐败和浪费是“合法合规”的。

五是中国当下的农业制度(高度分散的小农农业)和数千年前的农业制度几乎没有显著差别,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小农长期陷于“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而无法追求农业生产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甚至越积极生产越贫困。

六是中国农村当下的财产制度和金融制度其实非常落后,农民的财产无法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里获得抵押变现的权利。城乡各种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导致农村很难追求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投资也不得不瞻前顾后、望而却步。

七是几乎所有农村孩子自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即使是在大学里接受与农村发展相关的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回到家乡,也不知道如何具体建设乡村(包括规划设计专业)。因此,乡村复兴存在真正的人才荒。

八是乡村建设中重视硬件、忽视“软件”建设的现象尤其严重。比如,农村的沼气池、污水处理厂、农民集中上楼的安置房等就大量闲置。即使是经常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由于“软件”建设滞后而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九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片面理解“少数人先富起来”,依然依靠能人、强人、资本主导乡村建设,而忽视农民及其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因此,不少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异化为少数人的乡村建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

十是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方法目前存在根本性的认识误区。

综上,当下的乡村建设,“千金拨不动四两”很普遍,“四两拨千斤”比较少见。靠外部输血的乡村建设普遍存在,靠内生动力为主的乡村建设比较少见。然而,这并不说明乡村复兴没有希望,恰恰意味着乡村复兴大有可为。

那么,乡村复兴对中国意义在哪里呢?

我认为,如果农村的土地、山林、房屋等都能够通过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由农民自主实现农村资源资产的金融化、证券化、股权化、货币化过程,农民的财富就会增加数百万亿元以上的市场价值。这应该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不二选择,也是中国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举措!

如果通过乡村建设和复兴,农民增加了数百万亿市场价值的可支配财富,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也就会真正回归“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的自主性就会大大增强,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水平将大大跃升。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是决定性的举措。

特别是当下,党的基层组织服务农民和治理乡村的能力的提升遭遇瓶颈,扶贫攻坚也处于拉锯战和攻坚阶段,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乡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模式来推动乡村全面复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乡村复兴的路径和方法

当下乡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不是中央财政没有钱,我们的问题是“千金拨不动四两”。因此,如何去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复兴乡村的办法来破“千金拨不动四两”的局,这就是中国乡建院的使命。

我认为,中国乡村复兴首要解决的就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即如何建设和增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当下的农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无主体社会。我们必须重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其中,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是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基石。而重建主体性最主要的就是恢复、充实和“激活”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从而重振村社。具体来说,我们要从五大方面增强农民的主体性: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

(一)王垸村:五位一体试点

我开始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而以村社内部合作金融的方式重新组织农民是最省力的。于是,我就做了一个“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实现村庄复兴的模式。

第一个试验点我选择的是自己的村庄王垸村,其带10万元“种子资金”回去引导村民做资金互助社。王垸村里有渔场(集体的),原来是承包出去以后收回7万元,每年每个老人分300元。由我出10万元,村集体出资25万元,每个老人出2000元,组成一个养老资金互助社。我的10万元和村里的25万元资金的收益分配给老人以吸引他们参加,这叫“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益敬老人”。村民可以从养老资金互助社里贷款,前提是先存款后贷款,贷款的利息收益分配给老人。这样一个老人一年就比以前多分好几倍,而本金还在。开始的时候只有80多个老人相信,开业的资金规模只有87万元,当地信用社贷款的年利率是14.4%,而当年产生的收益就超过10万元。第一年人数不多,每人分了500元。第二年资金规模翻番了,人数也翻番了,每人分800元。

当然,我也有一套管理机制,这些老年人8人一组,组成贷款评审小组,由理事会最终决策。也就是说,理事会最后放贷款都必须由8人小组通过评审之后才能进行,这样就解决了贷款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贷款者如果不还钱的话,村庄下一次调整土地就不给他们了,也就是把成员权作为抵押。如此操作下来,目前这11年来没有一笔坏账。

王垸村的试验证明:有了村社内部的养老资金互助社——内置金融之后,农民的主体性就增强了。一是农民重新组织进入了村社,有的老年人差几个月满60岁,还要到派出所改身份证加入进来。二是村社组织有了力量,过去村两委基本服务不了农民,现在村社内置金融以后就可以充分服务农民了。三是村民土地承包权或集体成员权等也可以做实,可以抵押贷款了。

村社内置金融接受农户土地承包权或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的这个做法,其实回应了两套话语:一是回应了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土地制度话语,即让集体成员权和农户承包权抵押贷款权,照样可以在土地集体所有制背景下实现。二是回应了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科斯主义土地制度话语,即不搞私有化也可以实现集体成员权和农户承包权抵押贷款。

土地、组织和金融要素相糅合后,再一个要素就是社保。我认为,我们国家每年给农民几百元钱是一种社保,那么在村社内置金融产生收益以后可以给老人们分红,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保”,是社区共同体的“合作社保”。

接下来便是社区共同体的“合作社保”功能带来了文化改变。有了村社共同体为村民服务,我们把“乡贤”文化找回来了,把传统“孝道”文化找回来了,把“合作”文化找回来了。农民只有生活在共同体内,农村才可能生长出优秀的文化。在没有共同体一盘散沙的农村,五千年文化中间最糟粕的东西,就会像肿瘤一样膨胀。农村优秀文化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共同体里长出来的。当农村有了好文化,农村善治也就有了希望!

村社内置金融试验,把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等都统筹考虑于村社共同体之中,农民和农民村社共同体的自主性就回归了。

(二)郝堂村:新农村建设样板村

2009年9月,我把王垸村的成功经验带到河南信阳的郝堂村。进入郝堂村,最开始依然是做养老资金互助社。我带了5万元,政府给了10万元,7个乡贤一人出2万元,这14万元“公益”资金的收益用于老人。最开始只有15个老人入社,每人2000元。3个月以后到了小年分红的时候(腊月二十四),每个老人分了330元。这个互助社一建立起来,土地就可以抵押贷款了。养老资金互助社越办越好,第三年100多个老人人均分配700多元。由于郝堂村内置金融试验非常成功,当地官员问我能不能就在郝堂村做新农村建设试验?我强调,那种集中多个村的几万人安置在一个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闹得“鸡飞狗跳”的乡村建设,一定不能搞。

郝堂村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件事是把农民拉出去参观学习。第二件事是在村里搞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在其他地方可能要花一两年才能做好,而在郝堂村一个半月就搞定了。一般的村子要开会,发钱给村民也开不起来;郝堂村一说开会,齐刷刷地立马都到了。可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分散的农民就是不一样。第三件事是村社集体土地“收储”。政府给了郝堂村148亩新农村建设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村民根据自己参与做的规划,第一期需要从村民手上收储83亩土地,一亩土地流转到村集体里面搞建设,最贵的2.4万元/亩,最便宜的1.8万元/亩。第一期收储土地83亩需要170万元,村庄没有钱就从内置金融里贷款,成立村集体的“土地银行”。村里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规划,83亩储备土地的价值就展现了,现在郝堂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价格是40万元/亩。

郝堂村的新农村建设,不仅使农民富裕起来,也使集体经济呈爆炸式增长,而之前这笔收益基本都被开发商拿走了。现在村社有了内置金融以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归农民分享。郝堂村(包括周边村道路/学校/水利)整个建设政府共投资了3200万元,郝堂村村集体至少投资了4000万元,前前后后收储300多亩土地,现在还有110多亩储备地。郝堂村村民从2011年开始建房子,一共花了8000多万元,2013年项目结束时成为全国示范村、旅游村。

(三)全国试点:内置金融村社的体系化

中国乡建院从郝堂村出发向全国发展,新农村建设样板村现在做了大概20多个。乡建院的实践也在不断改进,原来是在单个村做内置金融,现在是以县为单位做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再借助大数据整合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形成联合社以后,就产生了真正的属于农民的“合作银行”,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供销社和电子商务部,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保险公司、产权交易所。

内置金融村社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产权实现和交易起来。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村民再变股民。这样,农村资源资产的市场价值就出来了。当许许多多的村民组织起来,农民的需求量集合起来,农民就有了市场话语权,可以和供销商议价,甚至可以“改造”供销商。

中国乡建院首先对村庄进行分类,进而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建设办法。我认为,30%的村庄将会成为中心村,要研究的是农业农村的服务业化。现在已经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向,比如企业下乡、人口回流、乡村旅游等,这意味着到农村居住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市场。10%的村庄将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要研究的是农民如何抱团进城,而不是被城市“化”掉。还有60%的村庄将会逐步空心化,要研究的是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和方法。

新形势下土地会向哪里集中呢?一般有两个选项:一是向资本集中,二是向村社集中。农业部要搞地主制,乡建院要搞村社制。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农民会选择乡建院的服务,土地向村社集中。按照贺雪峰教授的观点,农村是稳定器和蓄水池。考虑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未来,我们把农民再组织进入村社,而土地向村社集中一定比向地主集中要好,上述60%的村庄因此也是有希望的。

四、 中共十九大以后的乡村复兴格局

中国乡建院在全国 17 个省 200 多个村庄的乡村复兴实践证明,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是“四两拨千斤”的乡村复兴之法,既能提升农民生产生活品质,又能为农民创造财富;既能促进全面小康,又能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一) 振兴乡村的基本法则

其一,如前所述,振兴乡村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农民及组织的主体性。而重建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重点在于:第一,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石的农民村社共同体重建,是巩固和提升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捷径。第二,村社共同体内置合作金融是激活村社共同体的捷径。村社内置金融是将农民再组织起来、将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财产权实现起来和交易起来、让成员权信用发达起来的最好办法。第三,将农民村社共同体主导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完善起来,是追求农民市场权利最大化的捷径。

其二,振兴乡村的本质目标及关键着力点在于,提升农民生产生活的品质。我们的口号应该由“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升级为“建设未来村、共创新生活”,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面向未来而创新。让农民生产生活的品质甚至比城里人高,农村才有希望,这就是乡村建设的本质!而其实现的关键着力点在于人的建设,也就是建设有品格和品位的人——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自然。

其三,振兴乡村,是对乡村复杂系统梳理、修复和激活的过程。乡村复杂系统包括生态系统、生计系统、人文系统、治理系统和基础性支撑体系(包括金融)。在当下农村产品、产业和资金总体过剩的背景下,知识增量投入其实比资金增量投入更有效。新乡村建设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有经验的人组成团队,为复杂系统的修复与激活提供综合性“组织乡村、建设乡村、经营乡村”的解决方案,并协助农民及农民组织主导实施。

其四,乡村规划设计主要是农民和农民组织自己的事情。乡村的硬件规划设计建设要以“三生共赢”(生产、生活、生态)为基本原则。乡村的基本组织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基本治理制度等软件规划设计建设,要以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村民共同富裕和党的领导为基本底线。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规划设计,一定是专业的人协助农民及农民组织依据一定的原则、底线和规律自主创造的过程。那些给农民一个规划设计文本后收钱走人的乡村规划设计服务,对农民的乡村建设来说几乎没有意义。把城市建设的一套规划设计服务与管理办法套用到乡村建设,也是不靠谱的。乡村建设需要在地化的综合服务供应商,是一个长期落地式、陪伴式的过程。

其五,破解乡建“千金拨不动四两”难题是王道。道路、水系等是农村各种系统有效运行的硬件基础体系。乡村的组织体系、信用体系和产权交易体系等,是乡村各种系统有效运行的软件基础体系,甚至是更加重要、更加稀缺的基础体系。村社内置金融将农村农民的组织体系、信用体系和产权交易体系建立起来,农民能够自主将资产资源资金集约经营起来,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振兴乡村自然就可“四两拨千斤”。

其六,学习型村庄是经营村庄的捷径。对于至少 30%的村庄而言,建设村庄就是为了经营村庄,而新的生产生活是经营村庄的基础条件之一。乡村建设既要留住优良的乡愁,更要勇于创新符合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学习型的示范村正是经营村庄的捷径。

其七,把乡村建设成开放的价值创造平台,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同主体(全社会所有主体)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共振。新乡村是各种要素(包括集体成员权)可以自由流动的村民共同体,村社内置金融是支撑村社要素(包括成员权)流动的基础。封闭的乡村一定不是新农村,而是没有前途的乡村。

其八,乡村建设服务专业机构要有情怀和信仰。信仰就是“为人民服务”。。“技能+信仰=事半功倍。”我认为职业化的专业乡建机构,最好的体制就是“社会企业”

其九,当今的乡村建设基本是县委书记的乡村建设,县委书记必须懂得乡建并且亲自抓。因为乡村建设是对复杂系统的修复和激活,除资金外,涉及组织、制度、体制、政策等,也只有县委书记才有能力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对于不懂乡村建设的县委书记,专业的乡建服务机构必须对其进行培训后才能启动双方的合作;否则,搞的极可能又是农民集中上楼式的乡建面子工程。

其十,只有在“三起来”充分实现之后,乡村振兴的重点放在生产和产业发展上才有意义。在生产和产业过剩的大背景下,所谓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或产业发展优先的乡村建设,很容易掉入小农生产积极性的陷阱,往往劳民又伤财。通过创建内置金融村社新型组织体系,“把农民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把产权交易起来”,“三起来”后的产业发展才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发展。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由其收入所决定的,农民组织和地方政府应牢记,千万不要盲目刺激农民直接搞生产。

(二) 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改进

中共十九大后,如果我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做进一步的改进,相信会迎来乡村复兴的崭新局面。

从宏观层面来讲,重点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财政制度要改革,中央关于三农的转移支付体制要改革,专项转移支付为主的体制应该改成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的体制;财政资金直接投入项目为主的扶持方式,应该改成直接投入支撑农村产权实现的合作金融体系建设为主的扶持方式;财政资金补贴项目以补为主,应该改为以奖为主;财政资金使用的部门事后审计为主,应该改为人大在项目过程中的监督监察为主;财政投入硬件建设为主,应该改为硬件和软件并行,多多采购专业乡村建设机构的专业化服务;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招投标制度一定要做系统性改革,清除制度性腐败和浪费。

二是教育科研要改革,要面向三农发展和乡村复兴培养人才,与农村发展相关的专业要在参与乡村复兴的过程中办学和科研,有些专业要在乡村落地生根式地开展教学和科研,涉农大学及专业都办在城市的局面要改变。

三是引导乡村建设(包括扶贫)要走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乡村建设中“无牛使、狗耕田”的现象一定要有所改变。

四是从政策法规和体制上为市民下乡参与乡村建设,以及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扫除一切壁垒。

五是实施农村业态多元化战略,农村网络和交通便利化已经为农村业态多元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六是坚持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的大方向。

七是建议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抓乡村复兴工作。

从微观层面来讲,重点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始终把村民及其村社共同体的主体性建设放在乡村建设的第一目标位置,并由村民村社共同体主导乡村建设。

二是普遍引入乡村建设专业服务机构为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陪伴式服务,进行分类指导和协作。

三是以政府财政资金为种子,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切入点,构建农村“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新型农民组织体系,完善村社共同体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村社共同体成员的民主自治制度。支持农村产权(包括集体成员权)在内置金融中抵押变现和有偿退出,内置金融为市民下乡“长期租用”农民财产提供“按揭贷款”服务,破除城乡壁垒。

四是以“三生共赢”为乡村建设的基本理念,环境治理以村社为基本单元,推广以村社为边界的“小闭环”循环利用为主的环境治理模式,做到垃圾不落地、污水不出村。

五是鼓励和扶持城市社区内置金融消费合作社和农村内置金融生产合作社结成互惠互利联盟,促进农业制度的升级和农村农业的服务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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